上午十點，孟思晨坐在他縣長辦公室里，他今年39歲了，過完年，他就是40歲的人了，在政府機關，40歲是一道坎，過了40就不再是青年干部，能在40歲之前主政一方，在大多數同齡人中他是非常優秀的，然而，這要看跟誰比，對于他這種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40歲還滯留在正處級的位置，算是進步得比較慢的。
有些時候孟思晨也在思考老天是否公平，作為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可惜當年沒有拿到留校指標，畢業后就直接分配回定省老家，在這窮鄉僻壤兜兜轉轉十多年，不是他個人不努力，而是這塊地方的地理條件太差，很難做出成績，與他同期的同學正廳級的干部都出了好幾個，副廳的干部更是大有人在，再這樣蹉跎下去，晚幾屆的小師弟們都要和他平起平坐了。
就拿眼下的情況來說，在普澗縣搞農業就根本不要去想出成績，山多地少，本地生產出來的糧食都不夠本地人吃，還好搭上了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政策，中央每年都會給一些補貼，下屬十二個鄉鎮，9個是貧困鄉，再這樣發展下去，整個縣都會被中央評定為貧困縣。
縣里有些干部對普澗縣能評上貧困縣還是表現出渴求的態度，如果真的被中央評定為貧困縣，那中央的政策和省里的補貼就會更多些，感覺對縣里來說是件好事。而孟思晨不這樣認為，如果真是這樣，這將成為他個人仕途生涯里的一個重大污點，對于領導來看，他就是一位平庸的干部，以后就不要指望升遷了，能平調到其他部門，也是坐冷板凳的待遇。
還有一件難事與現在的經濟大環境有關，上關茶廠正在醞釀股份制改革，它以前是省輕工業廳下屬的四大金剛之一，常年承擔定省普洱茶的出口任務。今年省外經貿廳下屬的進出口公司也在改制，準備與上關茶廠強強聯合，打造一個產、供、銷一體化的集團公司。
這原本是一件好事，然而對于普澗縣來講，別人的好事，對他們來說就不見得也是好事了。
省進出口公司與上關茶廠的合并改制工作由省里主抓，省里定下基調，要讓上關茶廠放下包袱，輕裝上陣，那么上關茶廠放下的包袱，就得讓地方政府給背起來。
普澗縣原本有一家縣級國營茶廠，還有6000畝的茶園，年產普洱茶可達1000噸，80年代初為了出口創匯，支援國家建設，這個縣級茶廠直接劃撥給了上關茶廠，成為上關茶廠的一個分廠和原料基地。在編的正式工人就有300多人，不在編的農戶還有600多戶，涉及的相關人口高達3000多人。
對于現在的上關茶廠來說，這3000多人就是實實在在的包袱，上關茶廠的主茶園在彌陀縣，目前的產量已經供大于求，僅靠彌陀縣茶園就完全能夠支撐上關茶廠的生產任務。
如今市場經濟的政策也放開了，如果彌陀縣茶園的產量不足，上關茶廠還可以隨時收購各地鄉鎮農民種出來的散茶用來補充。普澗分廠對于上關茶廠來說一點價值都沒有，最好的處理方式就是甩掉包袱，果斷切割，從哪里來的，回哪里去。
這個分廠在普澗縣，理關市是不想管的，追溯歷史該茶廠曾經是隸屬于普澗縣的國營茶廠，一紙公文下來，就將普澗分廠劃分到普澗縣來處理。這十多年來，普澗分廠原本就游離在上關茶廠的管理體系之外，技術不知道還留下多少，但市場是絕對沒有，沒有市場，這種出來的茶葉，那還不如苞米，又不能當飯吃。
秘書小陳進來提醒他，福山市的扶貧工作聯絡員梁賢過來拜訪。孟思晨今天上午就是在等梁賢，聽他過來了，孟思晨也就起身相迎。
進了孟思晨的辦公室，孟思晨也沒有安排梁賢坐在他辦公桌前，而是兩人一起在辦公室里的沙發上坐下。
一番寒暄也談不出什么有營養的話來，孟思晨就提人道：“福山市政府秘書處的岳興是我的同門師弟，不知道梁總認不認識。”孟思晨與岳興以前也不認識，自從接到了福山市的工作聯系函后，他轉了幾道彎才打聽到這件事的負責人岳興也是南山大學的畢業生，這就算是同門師兄弟了吧。
南山大學是為了紀念國父而創辦的大學，在越省排名第一，94年還沒有985和211這么一說，所以南山大學當年被稱為重點大學中的重點大學。每年畢業的學生也有6、7千人，要論師兄弟那真是遍天下都有。
梁賢“哦”了一聲向孟思晨拱了拱手，微笑道：“原來孟縣長也是師兄，失敬，失敬，我也是南山大學畢業的，88屆。往后還要師兄多多支持”
社會上就是這樣，大家要是有過共同的經歷，說話辦事也就親近幾分，有了同門師兄弟的關系在兩人之間磨合，后面兩人的談話也就越來越坦率。
聽完梁賢對自己經歷的簡單介紹，孟思晨心里又有點發酸，梁賢離開體制前已經是實權副處級，比他晚了六屆，如果還在體制內工作的話，過不了多久也就追上自己了，92派的國家干部下海經商在社會上已逐漸形成了風氣，在這年頭體制內的人下海經商并不會被人鄙視，往往代表這個人是一位不甘于平庸的人才，孟思晨又是一番感慨，天道不公呀。
有了師兄弟的這一份親近，孟思晨干脆將自己的困境和盤托出，尤其是普澗分廠的事情他也想不出一個比較好的解決辦法。
梁賢心頭一動，但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皺著眉頭問道：“師兄您有什么想法呢?”
孟思晨搖了搖頭說道：“這種事我還能有什么想法，不行就把茶樹砍了種水果，水果還能吃，比茶葉強些。”孟思晨說的也是賭氣的話，他實在是沒有辦法。
梁賢說道：“現在沿海省份對一些國營虧損企業有一個處理辦法，就是打包賣掉，《工商時報》前些天推了一個案例，印尼第二財團的黃公子在國內一口氣買了幾百家國有企業，有些地方甚至清倉大處理，連二輕局和商業局都撤銷了。”
自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困難重重，已經成為各級政府的財政包袱。中央和地方嘗試了各種方法，樹立了多個典型，采用了無數種模式，但依舊收效甚微，摸著石頭過河真不是一句空話，地方政府發狠了病急亂投醫，低價將國有企業打包賣給外資，在當時的政策環境中也是允許的。
黃公子的出現，讓“資本經營”一詞火遍全國，官員們將其視為拯救國企的靈丹妙藥。
如今報紙上隔三岔五就要報道，黃公子又在某地收購了多少家國有企業，孟思晨也是有所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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