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強調意識形態的聯盟來說，經濟領域內所涉及到一系列問題，都是很嚴肅、很關鍵的。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角度來分析，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有兩個基本點，即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建設聯盟的過程中，意識形態方面的立場可以看作是世界觀，而發展聯盟經濟的手段就可以看作是方法論，考慮到意識形態的關鍵性，可以想見，作為方法論的經濟手段，自然也是至關重要的。
之前曾經提到過，在聯盟建設的過程中，僅在經濟學領域，便存在著若干種完全不同，甚至是立場對立的經濟學觀點，這些經濟學觀點彼此爭論，彼此批判，都認為對方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是錯誤的，而自己一方的才是正確的，是富有前景的。
而總和各類觀點之間的根本差異，其實可以將分析歸結為一點，即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規律是否還在起作用。
沃茲涅先斯基始終認為，在聯盟的經濟領域內，價值規律仍舊應該發揮作用，在宏觀經濟領域，應該利用價值規律來調解生產和分配，而不是單純的依靠行政手段，也就是以計劃的方式來安排社會生產。沃茲涅先斯基強調物質刺激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鼓勵以物資刺激的方式來管理社會主義經濟，推崇以利潤的多寡來評價企業生產的效率。
在維克托重生之前的那個世界里，這樣的經濟學觀點差不多已經成了舉世公認的了，單純的計劃型經濟發展模式，早已經被大多數國家，包括社會主義國家摒棄了，除了朝鮮那樣的封閉國度之外，這種單一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沒有了市場。
但是在如今這個年月里，說沃茲涅先斯基的經濟學說是叛逆都毫不夸張，因此，當他在一九三一年的時候，發表了那篇《論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之后，斯大林同志就直接將其評價為“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說他試圖“在俄國復辟資本主義”。
必須強調的一點是，斯大林同志給出的這種評價可不是鬧著玩的，在當時聯盟的政治氛圍下，沃茲涅先斯基沒有被直接拉出去墻壁，已經算是他的運氣足夠好了，當然，這也與他的能力確實出眾有關系，日丹諾夫同志不講道理的護著他，才讓他逃過了一劫。
此后幾年的時間里，沃茲涅先斯基在經濟學方面的觀點和立場，也沒有絲毫的改變，相反，他在這條路上似乎走得越來越遠了。在衛國戰爭結束之后，沃茲涅先斯基在日丹諾夫同志的舉薦下，順利出任聯盟的國家計委主席，成為了聯盟經濟工作的主要領導者，在此期間，他已經開始在聯盟某些地區，有限度推動他那一套經濟觀點了。
比如說，在東部，尤其是遠東地區，以提高工人薪水的方式來吸引勞動力東進，就是最先由他所提出來的，這條政策從根子上說，就是以“物質刺激的方式來協調生產”。
沃茲涅先斯基在經濟上搞的那一套，不是沒有反對的聲音，相反，自從一九四六年以來，在長達近三年的時間里，聯盟內部批評、反對他的人一直都有很多，這些人普遍的觀點，就是說他在復辟資本主義制度，在搞修正主義。
但實話實說，戰后的聯盟情況比較特殊，整場戰爭給這個國家帶來的損失太慘重了，與此同時，戰后復雜的國際環境使得聯盟內外交困，在當時的那種情況下，聯盟在經濟方面的工作顯然只有一個主旋律，那就是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全聯盟的戰后重建工作，并在同樣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恢復聯盟的整體經濟。而聯盟戰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確定下來的，盡管在經濟大方針上，聯盟沒有采納沃茲涅先斯基的建議，但五年計劃中的很多內容，卻都是由其制訂并確立下來的。
在當時的情況下，聯盟急需沃茲涅先斯基在經濟方面的才能，逆轉當時那種糟糕的經濟狀況，也正因為如此，盡管沃茲涅先斯基在意識形態方面受到了諸多的批評，但莫斯科的權力核心仍舊對他委以重用，因為當時莫斯科權力核心中的每個人都知道，聯盟當時的主要矛盾并不在意識形態上，而是在經濟領域——近乎全毀的國民經濟與戰后人們渴望改善生活的夙愿，已經形成了尖銳的對立，這個矛盾如果不能得到緩和的話，聯盟的局勢就會出現動蕩。
所以說，必須明確的一點是，沃茲涅先斯基之所以能夠安全的走到今天，不僅僅是因為背后有著日丹諾夫同志的支持，還因為他的存在符合了聯盟時下的需求。
后續出現的局面，顯然證明了莫斯科決策者們的明智，從一九四六年確立戰后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里，聯盟的這個五年計劃已經初步完成了，工農業生產得到了全面恢復，在某些工業領域，生產和技術水平甚至超越了戰前。在遭遇了戰后連續兩年的農業歉收之后，在進入四八年的這一年里，聯盟的中央產糧區喜獲豐收，國家終于在糧食問題上實現了自給自足。
這一切都是成績，而要說這些成績都是由沃茲涅先斯基和他所領導的國家計委帶來的，那委實是夸張了點，但必須承認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沃茲涅先斯基是功不可沒的，他為聯盟戰后經濟的恢復，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是聯盟崛起于廢墟的英雄。
馬克思主義哲學對矛盾的論述是精辟到位的，那句“矛盾是不斷發展變化的”評述，能夠將很多問題分析透徹。
就像前面所說的，戰后初期聯盟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意識形態方面的，而是經濟領域內的，所以，沃茲涅先斯基的經濟學是否有問題，他個人的立場是否有問題，都不是那么重要的，只要他能夠帶領聯盟從經濟廢墟中站起來，聯盟的決策者們就能夠容忍他，至少是短期內容忍他。
最重要的是，當時還有一個日丹諾夫同志存在呢，作為沃茲涅先斯基的“領路人”，他能夠給與后者足夠的約束，使得聯盟的大政方針不至于被這個“修正主義者”帶跑偏了。
但是，現在一切都變了，聯盟的經濟從垂死的狀態中恢復過來了，經濟領域的矛盾不再是國家的主要矛盾，與此同時，日丹諾夫同志病逝了，聯盟意識形態領域的掌舵人不在了，于是，清除沃茲涅先斯基這個“修正主義者”，似乎就成為了當前很重要的一項工作了。
是的，在聯盟意識形態領域內，涉及經濟領域的方針政策，向來都是嚴肅的，不同的經濟觀點之間，很可能會產生你死我活的斗爭，當年斯大林同志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斗爭，有很多問題也都是體現在經濟領域的。
這種事情，若是放在維克托重生前的那個世界里，會讓人感覺非常不可思議，因為在那個世界里的人們，已經不再講究“主義”、“階級”這些東西了，相比起經濟數據、GDP、國家的綜合實力，這些意識形態領域的東西都淡化了，人們普遍接受的一種觀點，就是能夠推動經濟發展，能夠促進生產力進步的政策，就是好的政策，能夠讓人們過上日子，生活變得越來越復雜的章程，就是好的章程，其它一切都不重要。
而類似這樣的觀點，如果放在維克托當前的這個年代，嘿，誰敢說這樣的話，估計結果不是被拉出去槍斃，就是被送進某家精神病院。
在維克托前世的那個世界里，之所以人們會有那樣的立場和觀點，也不是自然而然就出現的，那只是因為在同樣的斗爭和辯論里，與沃茲涅先斯基有著同等觀點的人獲得了勝利，所以，歷史走向就不一樣了。
手里端著一杯伏特加，維克托緊緊抿著嘴唇。
馬林科夫沒有與他兜圈子，在列寧格勒問題上，他的立場很明確：列寧格勒州市兩級黨組織并不是打擊目標，甚至就連庫茲涅佐夫都不是打擊目標，此次真正要打擊的，其實是身為政治局委員的沃茲涅先斯基，莫斯科的核心決策層已經容不下他了。
站在政治局的角度，此次安排維克托去列寧格勒展開調查，他需要調查什么？事實是，政治局的委員們對列寧格勒市黨代表會議選舉舞弊的問題毫不關心，他們真正關心的，是列寧格勒按照沃茲涅先斯基的理論，所搞出來的那一套經濟模式。作為國家計委主席，在過去幾年里，沃茲涅先斯基依靠著日丹諾夫同志的支持，在列寧格勒推行了他的那一套經濟理論，并由此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回望之前的一個小插曲——南斯拉夫代表團的列寧格勒之行，那些南斯拉夫人在贊揚什么？真的是列寧格勒黨政干部給與他們的超規格接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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