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報”的意思大家不懂，大唐沒有“周”這個時間單位，但是從京兆府內部傳出的消息，京兆尹房俊是按照每七天一期來發行這份報紙。
賠掉五百貫，一個月就是兩千貫，一年就是兩萬五千貫……
可是這個數字在一般人看似巨大，與房俊動輒百萬千萬貫的生意差距又著實不成比例，大家只能暗罵一聲：真特娘的有錢任性！
任性嗎？
房俊不覺得。
因為這遠遠不是他預期之中《貞觀周報》的規模，早在年前，一套套的印刷活字便經由驛站運往大唐所有有房家生意駐扎的城市，然后每一個城市都會成立一個報社，將《貞觀周報》發行天下。
最初的預計，他要將《貞觀周報》的發行量推動到全國的十萬份！
按照長安人士的估算，房俊每年將會賠掉二、三十萬貫的巨款……
事實上這自然是不可能的。
竹紙的造價遠遠沒有外界流傳的那么昂貴，人們更沒有認識到活字印刷術的便捷和低廉。實際上《貞觀周報》的成本也不過就是五文錢左右，房俊有的是辦法使之成為操縱輿論導向之利器的同時，亦成為一大斂財的法寶……
當然，與孔穎達的文章相比，已經沒人去在乎什么錢財了。
這是一個知識嫉妒匱乏的年代，亦是一個信息傳播極其緩慢的年代，讀書基本靠抄，一本大儒注釋過的書籍典冊會輕而易舉的成為一個家族的傳家之寶，非是嫡傳子弟不能讀閱……
關中儒生學者盡皆競相研讀，居然導致了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現象——洛陽紙貴！
市面上的《貞觀周報》經過一個上午的疑問、不解、旁觀，在人們發現孔穎達的文章之后迅速炒熱，所有能夠收集的報紙都被世家門閥甚至是寒門學子搶購一空。
沒有得到報紙的人甚至會領著二斤熟肉一壇老酒厚著臉皮到親朋好友的家中借閱摘抄……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一語，出自《尚書·五子之歌》。這篇歌詞是大禹的五位孫子在被放逐途中回憶皇祖訓誡、抒發怨憤之情的文章，文章首句就說：“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意思是祖父曾經訓示我們說：人民可以親近，不可以輕賤失禮。人民是國家的根基，人民安定了，君位就穩固了，天下也就太平了。
雖說此訓不一定都是夏禹原話，極有可能只是民間學者杜撰出來借助圣賢之口而傳播，但這的確反映了古代華夏最早的民本思想。
孔穎達在文章中詳細的闡述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含義與影響。
在夏商周三代時期，是“天命”論籠罩下的民本思想，屬于“天命順民命”的類型。統治者認為君權是天命賦予的，但天命是順從民意的，如果統治者不體恤民力，不修德政，天命就會根據民心所向轉移到新君那里。
如《尚書》之《五子之歌》《湯誓》《泰誓》三篇文章，就代表了夏禹、商湯、周武三王的民本思想。
商湯在討伐夏桀之罪的《湯誓》中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周武王在討伐商紂王的《泰誓》中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正因為統治者明白天命順民命的道理，所以統治者產生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尤其是“小國周”統治者從“大國商”的滅亡中總結了歷史教訓，進一步發展了夏商時期的民本思想。
如《尚書·周書·蔡仲之命》就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命是不分親疏的，他只輔佑有德之君。民心也無常主，他只歸附于愛己之君。
這也成為后世儒家的“民本”思想來源。
孔穎達在文章中旁 章中旁征博引妙筆生花，詳細闡述了民生為本的理念，看得一眾學子儒生官員貴族如癡如醉，深刻反思。
就連稍稍識得幾個字的百姓亦是鼓掌叫好。
當世大儒孔穎達這可是再為天下的百姓發言，怎么能不叫好？
一時之間，《貞觀周報》的影響力大大增強。
而世家門閥們在品味這篇“社論”的內在寓意以及題外之意的時候，亦在警惕房俊的動靜。可是令他們感覺到詫異的是，房俊似乎當真全部身心都投注到這份《貞觀周報》當中，對于元氏的案件沒有一絲一毫的理會……
這小子到底在搞什么？
難道真的是畏懼與元氏的勢力偃旗息鼓了？
亦或是就算敗家也要敗出一份與眾不同的風采，也得弄出一個花團錦簇博得一聲喝彩？
但是無論大家怎么猜測，房俊就是一點動靜都沒有……
一周之后，《貞觀周報》第二期如期而至。
這一次的焦點已然毋須提醒，買到報紙的人第一眼就看向主版的“社論”。
這一次擔任主筆的不是孔穎達，但是名氣卻絲毫不差！
當代大儒、太學博士、賈公彥！
此人祖籍唐州永年。既是儒家學者、經學家、又是“三禮學“學者，學貫古今，才通天下，撰有《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義疏》四十卷，文名播于五湖四海！
賈公彥精通《三禮》，不僅《周禮義疏》即是由其負責編撰，還選用鄭玄注本十二卷，匯綜諸家經說，擴大為《義疏》五十卷，體例上仿照《五經正義》。《儀禮義疏》也是由此公編撰，采用北齊黃慶、隋朝李孟愆兩家之疏，定為今本，依鄭玄之注。
若是單論著作之多寡，尚在孔穎達之上！
而賈公彥的這篇“社論”，名為《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這句話出自《尚書-虞書·大禹謨》。
其原意是說德政才是好的政治，政治的最終目的在于養育人民。
不過其宗旨卻是傳播“君以民為本”和“國以民為本”的思想，這是始于孔孟而貫穿于整個封建時代的主題思想。
文中說，在孔子、孟子時代及秦漢以后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時代，雖然仍有“君權天授”的“天命”論影響，但在君民關系、國民關系上，明確地強調了人民力量的重要作用。
孔子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愛人”“為政在人”“為政以德”“民無信不立”“修己以愛百姓”等思想命題，奠定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傳統。孟子進一步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和“得乎丘民而為天子”的命題，形成了后世“民貴君輕”的仁政思想傳統。
孟子贊賞湯武革命，稱湯武誅殺桀紂是“誅一夫”，董仲舒提出“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的命題，說明儒家民本思想傳統的革命性，即失德者被人民推翻以致改朝換代的合理性。
文章花團錦簇、嚴謹整肅，字字樞機，鞭辟入里。
不少人就琢磨出味兒來了……
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轉而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這其中看似有些轉折生硬，前者乃是夏商周之時的民風國政，后者是孔孟以降的政治潮流，但是兩者卻有著共同的主體——以民為本！
大唐征戰四方，雖然武功赫赫戰無不勝，然則前隋末年天下動蕩遺留下的舊傷未愈，多年兵戈南征北討又添新傷，人口已然遠遠跟不上發展的速度。
《貞觀周報》的兩篇社論正好符合當下的社會現狀，立即便得到各界有識之士的共鳴。一時間關中處處盡皆宣揚“以民為本”之思想，希望皇帝能夠鼓勵生養，帝國能夠繁衍生息……
一股前所未有的重視人口生息的潮流，被這兩篇文章極快的鼓動起來，漸成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