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趙安民、程藎等人就任后的工作，也不光是為了科舉和撈錢事宜，安撫地方民生和解決百姓溫飽同樣是重中之重的事。繿
廣東雖然富庶，但也僅僅局限于廣州平原，其余肇慶、高州、韶州、南雄等州府都為山地，糧食作物產量不高，自尚之信反復后，更是兵災連年，而福建自古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說，沿海的百姓都以捕魚為生，自國姓退守東番后，清廷就歷行遷界凈海的國策，這導致了兩省地方百姓食不果腹，民無衣食所養。
因為廣東和福建的特殊地理和歷史因素，馬仲英考慮再三后，同樣以中書省左丞相的名義免除了兩省百姓一年的農稅，并要求陳秉文和趙安民在兩省大力推廣甘蔗、玉米、番薯以及水稻等農作物，推動兩省的傳統產業，例如佛山的煉鐵業，福建的制糖和茶業，總而言之就是盡快令這兩省恢復民氣。
至于浙省，馬仲英倒沒有過多要求，畢竟浙江乃是魚米之鄉，富庶之地，只要不瞎折騰，就不會出什么亂子。
為了恢復地方，馬仲英免除了閩、浙、粵三省一年的農稅，這就令本來看似充足的府庫變得捉襟見肘起來，為了應付可能和清軍的長期相持，馬仲英決定在商稅上做文章。
明朝商稅主要分為這幾種，明初砍柴，鹽，魚，釀酒，做醋，擺攤都要收稅。按制凡稅課，徵商估物貨;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魚課。又有門攤課鈔，領于有司。
明太祖時期，征酒醋之稅，收官店錢。即吳王位，減官店錢，改在京官店為宣課司，府縣官店為通課司。宣德朝新增行商過關稅，即設置了鈔關，成為了日后征集商稅的主要來源。
商稅的稅率同樣是采用“三十稅一”的比例，“凡商稅，三十而取一也，過者以違令論。”繿
此外各省蔬果園不論官私種而鬻者，塌房、庫房、店舍、居商貨者，騾驢車受雇裝載者，務必悉令納鈔。委御史、戶部、錦衣衛、兵馬司官各一，于城門察收。舟船受雇裝載者，計所載料多寡、路近遠納鈔。也正是明太祖著力于對商稅的控制，這才有了明成祖的永樂盛世。
只不過自土木堡之變后，文官勢力抬頭，朝堂上的袞袞諸公們高舉著孔孟之道的大旗，對國家稅制橫加干預，甚至將朝廷收商稅比作與民爭利。
因此明朝的工商業雖然非常發達，但商稅卻越來越低，原因就是商人階層和士大夫階層相勾結，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在朝的士大夫代表著商人階級的利益，
在士大夫階層的推動下，明朝的商稅一降再降，竟然從百分之三降到了百分之一不到，幾乎就和不交稅沒有區別。
即便是這樣，底層的商人還在不斷地偷稅漏稅，導致朝廷稅收流失嚴重。比如茶稅，云南、福建等產茶大省收的稅，簡直低到了荒謬絕倫的程度。
….嘉靖時期四川課稅的茶葉數量超過五百萬斤，可是一年征收的茶稅不到兩萬兩。而浙江的茶葉稅收竟然只有可憐的六兩，云南為十七兩。商人階層偷稅漏稅情況和明朝的稅率之低可想而知。
與此同時，東南的士大夫階層甚至勾結海商、倭寇，從事走私貿易活動，每年賺取巨額的財富。而由于海商壟斷了海洋貿易，在士大夫階層的幫助下瘋狂走私，明朝根本收不到什么稅，賺取的銀子都進了海商和士大夫階層的腰包里。繿
明永歷十三年，偽清為了籌集三路入滇的錢糧，順治在東南搞清欠，半年不到，清廷就籌集了近億兩的白銀，這也從側面體現了江南士紳集團偷稅漏稅到何種程度了。
商稅是一方面，鹽稅和礦稅則是另一方面。
按明朝的“綱鹽制”規定，持有鹽引者按地區分為十個綱，每綱鹽引為二十萬引，每引折合鹽三百斤或銀六錢四厘，稱為窩本，另稅銀三兩，運輸銀三兩三錢。以“圣德超千古，皇風廓九圍”命名，未入綱者，無權經營鹽業，故鹽稅收入一直是大明朝的主要財政收入之一，每年稅收達四百萬兩。
天啟七年，朱由校大行，魏忠賢倒臺，東林黨首領、北直隸通州富商李三才接任淮揚巡撫后，明朝兩淮的鹽稅收入當年便急跌至不足一百萬兩，并且逐年遞減，至崇禎十三年，兩淮的鹽稅已不足五十萬兩，也就是說自崇禎元年至崇禎十三年，光是兩淮的鹽稅就被貪污了兩千余萬兩。
明朝礦稅的比例更低，大明建國之始，朱元章為了恢復民生，將礦稅定到了極低三十稅一，故洪武年間，明朝的礦稅僅僅五千兩，永樂年間，明朝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但朱棣因為得國不正，并不敢進行稅制改革，朝廷的礦稅年僅十余萬兩。
此后大明歷代君王亦不敢違背明太祖祖訓，故此至萬歷朝，大明的商稅依舊保持在三十稅一。
明朝中后期，由于朝廷連連征戰，內廷財政消耗十分嚴重，國家財政面臨嚴重困境。萬歷帝為改變這種局面，便下達明旨由商戶和地方士紳主持開礦，而朝廷則收取稅利，所謂“開礦以濟困乏”。萬歷二十四年，明神宗又下令“開礦抽稅，為因三殿兩宮未完，帑藏極其空虛，權宜采用。”并派遣大量的礦監被派往全國各地，開始在地方開礦收稅。這些礦監，大多都是宮中的宦官。最開始只是在北直隸的一些地區進行開礦收稅，但很快就推廣全國。繿
萬歷帝對礦制的改革，極大地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所以朝廷才有力量打贏了赫赫有名的萬歷三大征。
魏忠賢倒臺后，東林黨重新上臺執政，即以礦稅害民，朝廷與民爭利為由，奏請崇禎帝將各地的礦監和錦衣衛收回。
彼時，崇禎登基不久，在權閹授首、海晏河清、眾正贏朝，圣明天子在位的吹捧聲中，崇禎即同意了收回錦衣衛和礦監的條陳，以至于整個崇禎年間，明廷幾無礦稅和商稅可收。
故此在面對東虜不斷寇掠遼東和京畿時，朝廷不得不將軍餉加諸于社會最底層的農民身上，這便是崇禎朝有名的三餉。
而這三餉就是壓垮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導致了明末聲勢浩大的農民戰爭，李自成、張獻忠等流寇，剿之不盡，殺之不絕，其原因就是有無數沒有吃穿的百姓主動加入。
馬仲英欲增加賦稅，以支撐對清軍的戰事，唯一的辦法就是加強地方上的商稅、鹽稅和礦稅，而欲使新立的大明朝廷長治久安，這三項稅制也必須改革，并且能得到有效的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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