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進一步的說，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和支持黨員干部民族化的根本分歧，是在于強化中央集權還是強化地方分權的分歧，在聯盟內部，支持中央集權的人，自然而然的就會站到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的一方，而支持地方分權，尤其是支持給予各個加盟共和國更多自主權的人，自然就會支持黨員干部民族化。
從這一點上看，維克托所提出的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的話題，其實也是挑起了有關聯盟是應該強化中央集權，還是應該強化地方分權的爭端。
回到蘇斯洛夫同志的問題，他是堅定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的中央領導干部之一，而他之所以對波羅的海地區的問題如此關注，也是因為他曾經有一段時間在立陶宛工作，他在那里提拔了一些人，這其中就包括了因格麗達·瑪邱羅尼塔。支持因格麗達·瑪邱羅尼塔的立場，借機插手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的內部問題，有利于蘇斯洛夫本人夯實自己的根基，擴大自身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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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結底，在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的問題上，蘇斯洛夫與維克托是天生的政治盟友，他們之所以站在一個陣營里，是由他們各自的政治利益決定的，而不是由他們的政治觀點決定的。
“對這些野心家、陰謀分子，我們必須提高重視，必須讓中央主席團的同志們，包括斯大林同志在內，都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迎著蘇斯洛夫的眼神，維克托繼續說道，“在這里，我認為我自己也需要做一個檢討，在此之前，我顯然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黨員干部民族化問題的嚴重性，沒有充分認識到在我們的某些加盟共和國內部，民族主義、分離主義情緒，已經同黨員干部民族化的問題，密切的結合在了一起，我只是將我們與那些支持黨員干部民族化的人之間的矛盾，界定為黨內同志之間的不同見解，不同立場之間的矛盾，但是現在，從波羅的海沿岸地區所顯現出來的這一系列矛盾上看，這一矛盾顯然超出了黨內矛盾的界限......”
身子微微前傾，他用手指在面前的茶幾桌面上用力叩了叩，加重語氣說道：“它已經上升到了敵我矛盾的層面上，這些野心家、陰謀分子是藏身在我們黨內的第五縱隊，是披著共產主義外衣的利己主義者，是寄生在聯盟軀體上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如若不能及時將他們從黨內的干部序列中清除出去，后果將會不堪設想。”
“是的，維克托·維克托羅維奇同志，這就是我的立場和觀點，”蘇斯洛夫精神一振，飛快的將話頭接過去，說道，“我的意見是，我們可以提請格奧爾基·馬克西米連諾維奇同志，由他向斯大林同志提出建議，召開中央主席團臨時會議，就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的問題展開討論，并就該問題拿出一個最終決議。”
維克托與蘇斯洛夫兩人都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不過，前者是負責國家安全工作的，后者是負責宣傳鼓動工作的，只有馬林科夫同志在中央書記處中的職責，是全面輔助斯大林同志日常工作的，因此，蘇斯洛夫的意思，就是由他和維克托以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身份，向馬林科夫提交一份有關討論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問題的報告，由后者轉交給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是蘇共中央總書記，如果他認可這份報告，并且也認可黨員干部民族化問題所帶來的危害性，那么，他就可以召集中央主席團的會議，要求中央主席團的委員們共同討論這個問題。當然，由斯大林同志做出是否召開中央主席團會議的決定，還牽涉到了斯大林同志本人的立場問題，如果他在看了這份報告之后，否決了召開中央主席團會議的提議，那就說明他并不支持維克托兩人的提案，相反，如果他決定召集會議，那么與會者自然而然就能領會斯大林同志的用意，從而使得會議更容易在相關問題上取得共識。
面對蘇斯洛夫的提議，維克托只是稍稍猶豫了片刻，便點頭表示了認可。在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的問題上，他的立場是一貫的，這不僅僅是因為這一立場關乎到了他的個人政治利益，還因為這是他的政治人設，當前這一階段，他只有牢牢抱緊這一理念，才能更多的團結可以團結的人。
自己的提議得到了維克托的認同，蘇斯洛夫自然很是高興，他建議這份報告由兩人共同起草，他對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情況比較了解，因此，他可以提供一些有關當地的詳細情況，至于說報告的主旨，還是要由維克托來敲定的，等到報告出來之后，他會在上面簽字。
曾經的蘇斯洛夫應該算是維克托的競爭對手，當時，兩人在黨內的地位和資歷相差不多，又都是所謂的年輕干部，因此，很多人會在各種問題上拿兩人作比較。不過，自從中央政治局完成改組以來，隨著維克托進入執行局，并出任列寧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書記的職務，在聯盟和布爾什維克黨內，就不再有人拿兩人作比較了，畢竟兩人所在的干部梯隊都不一樣了——并不是說蘇斯洛夫沒有追趕維克托的可能了，而是說這個希望并不大。最重要的是，如今的維克托已經有了屬于自己的政治勢力，而蘇斯洛夫卻還在朝著這方面努力呢。
對于這一點差別，蘇斯洛夫自己也有著充分的認識，所以，他不會不自量力的同維克托爭搶某些東西，比如說，今天這個向斯大林同志提交報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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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了蘇斯洛夫，時間已經到了凌晨，不過，維克托卻是一點睡意都沒有。再者，他之前已經同奧爾加科夫約定好了會面的時間，再過上一個多小時，對方也該過來了，僅剩這么點時間，他也不打算睡了，只想著捋一捋思路，將蘇斯洛夫所提議的那份報告整理出個框框來，然后就交給秘書們去充實內容。
必須承認的一點是，蘇斯洛夫的提議對維克托來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就像他自己所說的，過去，他只是將黨員干部民族化所造成的矛盾，看做是黨內同志之間的矛盾，是一種觀點和立場上的矛盾，更有甚者，他在更多的時候，還是將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的問題，當做打擊政敵的一種工具——是的，盡管黨員干部民族化這個概念都是由維克托所提出來的，他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也有充足的考量，但要說他在糾正這個錯誤方面作了多少工作，倒也未必。
說到底，還是他的思想有些麻痹大意了，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就是他沒有充分認識到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斗爭工具。
今天晚上同蘇斯洛夫的會面，真的替維克托打開了一扇門，讓他充分意識到，在聯盟的某些地方，比如說立陶宛、拉脫維亞以及愛沙尼亞，黨員干部民族化的問題已經引發了很嚴重的后果，從事實角度來評價的話，這個問題甚至已經同民族主義、分離主義糾纏在了一起，而這對聯盟來說，顯然已經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了。
隨著蘇斯洛夫的離開，偌大的辦公室里重新恢復了安靜。維克托端著屬于自己的那杯咖啡，不緊不慢的走回到辦公桌后面，屈身坐到椅子上的同時，從筆架上拿過一支鋼筆。
咖啡杯隨手放在一邊，他將鋼筆的筆帽拿下，徑直在手邊的一份信箋上動筆。
在聯盟內部，有關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的爭論，已經持續了數年之久，莫斯科的權力核心中，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也有過很多次了，總體而言，斯大林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是沒有明確態度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初列寧同志在民族問題上有過明確的表態，而黨員干部民族化這種現象，實際上是符合列寧時期聯盟相關民族政策的。
不過，怎么說呢，還是那句話，時移世易，在列寧同志活著的時候，聯盟是一種情況，而如今的聯盟卻是另一種情況了。
二十年代的時候，聯盟面臨著內外交困的復雜局面，而且在那個年月里，支撐著所有人奮斗下去的主要因素，還是虛無縹緲的信念和意志，因此，在那個時候，聯盟要想增強凝聚力，就必須給與各個加盟共和國，各個少數民族聚居區足夠的自主權，并以此來籠絡他們，讓他們團結在莫斯科的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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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在呢，經過幾十年的建設，尤其是在一場偉大的衛國戰爭加持下，再加上聯盟在軍事領域的飛速發展，如今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已經有了夯實的基礎，毫不客氣的說，如今莫斯科所考慮的問題，已經不再是那些曾經困擾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的民族問題了，而是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進行爭霸，因此，列寧時期所確定的民族政策，自然也應該做出修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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