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皇貴妃？”
申時行還只是七分詫異三分疑惑，王錫爵卻忍不住反問了一聲，然后哈哈笑道：“看不出張公竟有這般三寸不爛之舌，可以說動鄭皇貴妃支持皇長子正位東宮？端的是了不得啊，失敬，失敬。”
毫無疑問，王錫爵自然不是真的“失敬”，因為他的語氣依舊帶著嘲諷，這番話也顯然是在說反話。
張誠果然笑容一僵，稍稍沉下臉色：“王閣老，咱家是很有誠意地來說這件事。恕咱家直言，皇貴妃娘娘能不能將皇三子送入東宮，于她這輩子的榮華富貴有影響么？甚至就算皇三子本人，將來哪怕做不得太子，至少也是一國藩王，差也差不到哪去。”
“可是，二位閣老如今對高司徒乃至實學一派可有什么辦法壓制？咱家雖然讀書不多，也知道這官場如戰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既然心學壓不住實學，那必然就只有實學來壓心學了……到時候，天底下這許多心學官員回頭一看，說我心學何以落到這般田地，最后會把責任算到誰頭上？”
張誠這番話說得還真是優哉游哉，畢竟這賬怎么算也不可能算到他頭上去。心學官員最后要罵也只會罵申時行少智、王錫爵無能，斷然不會有他張秉筆什么責任。
此時申時行果然聽得有些皺眉，而王錫爵卻面色如常，淡淡地道：“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張誠還真沒料到王錫爵會是這個反應，當下也有些木然。
說起來，張誠對于政治的理解還是太膚淺了一些，更加不明白不同的閣臣在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其實也有不同的考量。張誠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倒是高務實很早以前就審慎思考過，那些思考也是他如今為官風格的依據。
高務實曾經思考，自明中期以降，多次發生群臣與皇帝存在嚴重政見分歧的情形，如武宗南巡、大禮議、國本之爭等。閣臣劉健、楊廷和、王家屏引導群臣犯顏直諫，他們的氣節在當時即被很多士人推崇，后世評說亦不吝褒揚之辭。
而在注意到那些與君主激烈抗爭的閣臣的同時，他也注意到與劉健同時代之李東陽，與楊廷和同時代之費宏、楊一清，與王家屏同時代之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總體來看，這些人雖有諫諍之舉，然態度較為和緩，主于調護。
當時高務實就仔細推敲過一番，李東陽諸人的行為取向在何種意義上與劉健，或者說與明代士大夫群體較為激烈的抗爭行為相異，這其間有無原則性？明人又如何評價閣臣此類行為取向，閣臣又以何種理路對己、對人交代其行為的合理性？乃至于將此種行為取向置于明代政治經歷的脈絡中審察，有無政治角色層面的特殊含義？
早在他還是太子伴讀的時候，他就覺得有必要弄清這些問題，因為這不僅有助于重新認識李東陽諸人行為取向的內涵，還將對明代政治生態的復雜性有更為深刻的理解。而這也是他自己“將來”生存在大明官場的依憑。
在有明一朝的君臣沖突中，如大禮議、國本之爭，士大夫群體往往連番上疏，要求皇帝采納建議，又以“乞休”、“伏闕”等各種方式向皇帝施加壓力。與之相對，皇帝則多采取廷杖、貶黜等方式打壓群臣的抗爭，君臣沖突情狀激烈。
正德元年八月，閣臣劉健、謝遷、李東陽疏諫武宗誅殺內侍馬永等人，勸導武宗理政，武宗不聽。吏部尚書韓文率群臣“伏闕”哭諫，武宗借故廷杖“伏闕”諸臣。劉健、謝遷乞休，武宗不留，又“以事革韓文職，而杖責請留健、遷者給事中呂翀、劉菃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御史薄彥徽等十五人”。
在這種情況下，李東陽雖亦疏言乞休，但武宗不允，遂留任為首輔。武宗去世后，世宗由外藩繼位，世宗欲尊生父興獻王為皇考，改稱孝宗為皇伯考，以閣臣楊廷和、毛紀、蔣冕等人為首的在朝大多數官員認為，此舉變亂帝王統系，于禮不合，一再上疏反對，世宗不聽。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群臣“相率詣左順門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聲徹于內……及午，上命錄諸臣姓名，執為首者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御史余翱、郎中余寬、黃侍顯、陶滋、相世芳、寺正毌德純，凡八人下詔獄。
于是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庭。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詔獄拷訊，四品以上及司務等官姑令待罪”。
“大禮議”局勢焦灼，楊廷和、毛紀、蔣冕先后因爭大禮去位，費宏繼任為首輔。
而原歷史上的萬歷中期，朝野諸臣連疏請求神宗早定“國本”，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在當時，“力請者鱗次，四海之所傾心也”。朱翊鈞則強勢打壓群臣，“言官勸請豫教，蓋被降罰，省闇幾空”。
王錫爵也早在萬歷十九年疏諫朱翊鈞，要求早立皇長子為太子。朱翊鈞也是不聽，王錫爵遂以省親為名離京。
萬歷二十年，禮科給事中李獻可疏言“國本”之事，朱翊鈞降獻可外任，時任內閣首輔的王家屏也十分硬氣，封還御批以救言官，并以去位明志，朱翊鈞不留。繼而王錫爵被召還，繼任為首輔。
由此刻見有明一朝君臣沖突的激烈情狀，在當時，許多官員以終結仕途作為其堅持政治主張的代價。
劉健、謝遷言“乞休”，即被允退。僅嘉靖三年數月間，楊廷和、毛紀、蔣冕三任首輔先后因與世宗爭“大禮”去位，吏部尚書喬宇、楊旦、禮部尚書汪俊亦致仕回籍。
萬歷朝幾任閣臣，如王家屏等，皆因“國本”一事忤君，疏言求去，朱翊鈞也不留。由此高務實看出來，士大夫群體積極抗爭，的確給皇帝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壓力，但在這個過程中，君臣關系亦不免趨向惡化。
楊廷和當年便曾說過：“比議大禮，則以魚水之投，而為水炭之隔。”
君臣沖突初起時，閣臣身處中樞，位近于百官首領，他們難于置身事外，事實上，劉健、楊廷和等人引導了當時群臣對皇帝的抗爭之舉。
而出現因沖突導致君臣關系緊張的局面時，閣臣亦難于置身事外，他們勢必要做出政治抉擇，是持續性的以直抗君？還是委曲從君？
閣臣若取直道強諫，甚至一去以明志向，該種行為節義顯見，也使皇帝感受到其對政治原則的持守。但如此決絕，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士大夫對自我價值的否定，此不僅系于個人官位名利之事，也意味著當事者在已然焦灼的局勢中，失去了發揮持續性政治影響力的常規途徑。
閣臣若緘默，直至委曲從君，這有助于當事者獲得皇帝的信任，進而采取可能的手段來緩和緊張氣氛。但如此為之，在強諫明志者前赴后繼的政治氛圍中，則不免要承受關于名節有虧的輿論指責，以及隨之而來的心理焦慮。
總的來說，大規模的君臣沖突既是政治事件，同時也構成一種君臣關系緊張的政治處境。閣臣位勢重要，他們無從回避地要有所表態。在大規模的抗爭活動后，是持續性地以直抗君，還是委曲從君，兩種行為取向皆有其合理性預設，又皆有局限，這構成了閣臣政治處境的兩難抉擇。
在這種政治處境中，閣臣如劉健，取“直”，如李東陽諸人，則從“曲”。
完全的取直，高務實覺得并不甚佳，尤其他是知道大明朝政治走向的人，假設“將來”他也取“直”而致仕罷官，那么這個大明也就幾乎是被宣布“搶救無效”了。因此高務實雖然親手打造了“南疆退路”，但他從心理上是不希望啟用這條退路那一天的。
那么，閣臣取委曲之道立朝，其政治實踐的特征又如何？諸如“和緩”之類的形容詞，只是對一種行事風格的簡單化描述，結合李東陽、費宏與王錫爵在首輔任內的政治實踐，高務實當年總結出三點行為特征。
其一即為順從皇帝主張。李東陽在正德元年隨劉健、謝遷一道要求皇帝誅殺用事宦官，正德元年八月至正德七年間，李東陽擔任內閣首輔，在任期間與劉瑾有往來應酬之事。查《明武宗實錄》可知，在劉瑾被定罪前，再未見李東陽彈劾宦官用事的奏疏。
費宏在嘉靖初年隨楊廷和等閣臣與世宗爭“大禮”，“署名公疏，未嘗特諫”。費宏于嘉靖五年至嘉靖六年間，擔任內閣首輔，充《獻皇帝實錄》總裁官。查《明世宗實錄》，閣臣石珤在左順門群臣“伏闕”哭諫事件后尚有持續議禮之疏，而嘉靖三年五月至嘉靖六年二月間，費宏再未公開非議世宗推崇本生父母之舉。
王錫爵在萬歷二十一年被召還為首輔，此后一度支持朱翊鈞提出的“三王并封”之議。朱翊鈞以手札向王錫爵咨詢“三王并封”之議是否可行，王錫爵對言：“以情以理言之，似乎無不可行者。”此后王錫爵又于奏疏中云：“若冊立，乃陛下家事。”
這三人皆曾經以公開的方式贊成士大夫群體的抗爭性意見，然而在“伏闕”、“封駁”等諫諍方式未能感動君心之際，李東陽與費宏從君留任，王錫爵復出任事，且皆在君臣沖突的焦點問題上有順從皇帝之舉。
其二則為反對同僚強諫。在嘉靖朝“大禮議”焦灼時，許多大臣因君臣關系不合而去位，左順門事件使得士大夫群體受禍慘烈，凡此種種皆使費宏不免于懷疑群臣激烈抗爭舉措的有效性。
費宏說：“若無益于天下，而徒欲以直取名，以身嘗難，且使毒流縉紳，如陳蕃、竇武，如李訓、鄭注，如丙寅倉促之舉，則亦不能，且不敢也。”事實上，這個觀點高務實很能理解，甚至他自己的觀點與此也非常類似。
王錫爵自二次出任內閣首輔后，十分注意諫諍言行的策略性，在給同僚的書信中說：“竊恐快意一激，則諸公后路遂阻，以此先布私誠，再申密勸，少待外廷封駁之入，而后從中調護之。來教所謂以忠誠感動，以謀謨斡旋，先得我心矣。”
李東陽、費宏、王錫爵轉而慎言君非，但這并不意味著其政治價值觀因強勢君權而發生根本性質的變異，如王錫爵爭取使朱翊鈞早定“國本”的初衷始終如一，其自明心跡云：“不肖發瓜州之后，以正月十四日入都，所急在儲事。”
李東陽說：“竊惟人臣事君，固當竭死生之力，尤當謹進退之節。”
費宏雖主持重，然也說：“敦尚風節，以稍振士氣，在盛世不可無人。”
以上言論其實都說明，李東陽諸人由親自參與諫諍，轉而反對同僚強諫，確有政治態度的變化，但這種轉變尚且只是一種策略性的調整。
至于其三，則是積極救護因諫諍而獲罪的官員。李東陽諸人在皇帝強勢打壓下，于諫諍策略有所調整，但委曲從君之際，又積極救護因君臣沖突而得罪的官員。“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伯陳熊輩，幾得危禍，皆賴東陽而解”。
王錫爵以薦舉此前因建言而落職的官員為己任，“先是還朝之次日，已密與選君謀薦復諸君子之計”。
費宏雖迫于君勢而對“大禮”采取較為審慎的政治態度，但這一思路卻不能全然轉移到與張璁諸人的關系經營上。“璁（張璁）、萼（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舉朝惡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怒”。
待到王邦奇攻訐楊廷和，并牽連費宏，費宏難于自明，亦不肯委罪他人以保祿位，遂一去以明志。
高務實通過對這些閣臣言行的分析，得出的結論便是李東陽諸人的行為取向特征即費宏所言“委曲將順，乃克有濟”的事君之道。
所謂“委曲將順”，是指李東陽諸人雖贊同士大夫群體的意見，然在君臣沖突的情境中有許多無奈的權宜舉措，具體表現為順從皇帝主張，緩和諫諍姿態；
所謂“乃克有濟”，其實便是“委曲將順”的目的，所濟為何？在時事，在天下關懷，難做一定之論，然而卻肯定不是單純的諛君之路。李東陽諸人行事尚有其原則底線，這從其不肯順從君意追論諫臣之罪，即可看得很清楚。
在君臣沖突情境中，李東陽諸人以“委曲將順”之道事君，在具體政治實踐中調護時局，其退于君臣沖突之爭執，而得從容救護與君爭執之官員。
然而士大夫做出此類行為取向，終究以妥協為動作，且事涉個人榮寵，與傳統政治文化中的節操、名利觀念等相牽連，引發輿論毀譽不一。
在君臣沖突情境中，李東陽、費宏皆因皇帝挽留而不果行。王錫爵奉召入閣，其諫諍姿態相較于前任閣臣王家屏，大為緩和，且一度支持朱翊鈞“三王并封”的提議，三人皆因“出”、“處”之節而飽受輿論批評。
事實上，輿論對李東陽諸人的評價毀譽參半。貶辭責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氣節，李東陽等人所焦慮者亦在氣節；褒論著眼于其能留任以護持時局，李東陽諸人對自身行為合理性的詮釋亦指向調和之事。
其實，對此類行為取向做何種評價，按照高務實一貫的二分論來看，還是要充分考慮傳統政治文化紋理復雜的情況，避免極端于一方。
褒之過甚，則過分偏于事功，不免于無恥，而近于功利；貶之過甚，則純然以節氣為重，不免于激越，而流于迂闊。
正是傳統政治文化提供了多種評判實踐行為的合理性通路，它們相互融合、制約，最終映射為復雜政治生態中李東陽諸人這一類型的士大夫行為取向。
畢竟，因為這種行為取向的存在，使得帝制框架內的士大夫政治獲得了必要的彈性，從這種意義上看，李東陽等人所為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當然，也需要注意到李東陽諸人委曲事君，終究不免于放棄一些原則。閣臣若是這樣做了，就失去了約束同官的底氣。如焦芳者流一時勢盛，李東陽其實也難辭其咎。
高務實之所以此前一直很在乎名聲，珍視羽毛，也有這方面的原因。本來明代的閣臣就并非“真宰相”，若是一味以皇帝寵信而勢壓同僚，卻并非以身作則使人無話可說，難免會有人陽奉陰違，甚至持續不斷地涌現出反對者。
昔日嚴嵩不就是如此？世宗寵信最深之時，也一直都是倒嚴派存在。無非徐階是暗地里的倒嚴派，高拱是明面上的倒嚴派（注：記得高拱用韓愈‘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嘲諷嚴黨聚會的話么？我記得前文中我寫到過。）罷了，總之倒嚴派從來沒有斷過。
當然，如果非要讓高務實做個選擇，他一貫的看法還是‘剛也好，柔也罷，終歸要看目的是否達到’。
只是，眼下王錫爵還沒有經歷群臣強諫而不成的挫折，因此個性明顯強硬，對于張誠的“誠意”也談不上重視，如此才有了這樣的反應，直接用“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來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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